《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第74章

较大规模的秘密抗日组织。1941年8月，读书会更名为“铁血同盟”，明确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傀儡政权”的宗旨。以助乐读书为形式，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并开展搜集情报、张贴反满抗日传单等抗日活动。
1940年5月，由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吕殿元、崔立福（崔黎夫）、孙景庚等人发起，召集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反满抗日组织“恢复会”，其意为恢复失地。该组织发展很快，到1941年11月，已发展会员36人，占军校第1期中国学员的五分之一《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138页。；该会秘密传阅进步书刊，编演话剧、歌曲等，积极开展反日活动，并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很多人还以个人名义参加了读书会。成为在伪满军事部门中的一个重要抗日组织。“青年读书会”是由《大同报》编辑李季风发起组织的以左翼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秘密反满抗日组织。于1940年6月成立，该组织成员利用编辑等有利条件，以笔作刀枪，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时政，其作品对青年影响很大。
在伪建国大学内，由大学生柴纯然、杨增志等发起组织了“建大干部会”，并与国民党地下组织“东北抗战机构”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此外还有一些爱国青年自发地开展反满抗日活动。上述以“读书会”为突出代表的抗日组织及其活动，使日伪当局极为恐慌，加紧对其进行侦查和镇压。
第五部分：血腥屠杀——关东宪兵队及其暴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5）
1941年7月，“读书会”成员王国贤以“贪污”罪被捕《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2页。。敌人通过这一线索、掌握了一些读书会的情况，遂派遣特务和叛徒伪装成中共负责人，打入读书会，进一步了解到读书会的活动十分广泛，有青年知识分子，军校学生，感到读书会等对日伪统治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决定采取集中检举的方式，将读书会等组织一网打尽。
12月30日，特务朱冠军等人，假称由“中共中央代表”作报告，将“读书会”主要成员从各地骗来开会，全部逮捕。以此为开端，日伪当局在东北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和大镇压，在哈尔滨抓捕了“读书会”主要成员马成龙、常吉、崔立福、徐连汉等人，在伪都新京逮捕了“读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恢复会”的领导人和《大同报》副刊主编李季风，以及建国大学学生柴纯然等。还在奉天和锦州等地进行了大肆抓捕。
日寇对被逮捕者实行残酷刑讯，灌凉水、上大挂、电刑、跪铁索、夹手指等，可谓五刑俱全。最惨无人道的是烧女人乳头、阴户、将男性生殖器拴住牵行。受刑者之一周化贞控诉说：“特务对我实行严刑拷问，最初是打嘴巴，以后将我所有衣服完全脱掉，周身用火烧，用火烧阴毛，用竹签刺阴户……给我过电，烧得遍体鳞伤，衣服与皮肉黏在一起……”《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0页。
除酷刑摧残外，日寇还采取“非人囚笼”、“思想禁锢”、敲诈勒索等手段，对被捕者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马成龙被关在“非人囚笼”中，折磨得身心失调、双目失明、惨死在狱中，孙海峰被打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他仍宁死不屈，愤然从三楼跳下，血溅街头。《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23页。崔立福有时被连续两昼夜不停刑讯，多次昏死过去。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读书会”成员有五人死于酷刑。
其他被判刑的“政治犯”在监狱中受到非人虐待，每顿吃的高粮米粥，也被克扣得尽是些稀米汤，菜有时是烂白菜等。有病根本得不到医治，伪建大学生柴纯然得了伤寒，不给医治，很快就死了。《日军暴行录：吉林分卷》第144页。张辅三、王觉等人都因生活受虐待，病死于狱中。日本看守还动辄行凶毒打，从1942年到1945年光复，仅长春监狱就有10多人被日寇残害致死。
7“巴木东”事件
“巴木东”系指伪滨江省巴彦、木兰、东兴等县，这一地区是抗联第3路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并带动群众和抗日救国团体的活动也十分活跃，对日伪统治给予了极大打击。为镇压抗日斗争，关东军在伪滨江省设立了“治安工作委员会”，并组织特别搜查班，监视和侦察抗联及反日团体活动。还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国团体内，诱捕抗日人员。1932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不幸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敌人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东”和齐齐哈尔地区中共及抗日会的地下组织名单。《日军暴行录：黑龙江分卷》第220～221页。根据这一线索及此前后的侦察，敌人掌握了“巴木东”地区抗联和抗日救国会大量情报。从1942年底开始，日寇连接召开会议，决定对“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并相应设立了行动组织，从抓捕到看守，每县都设有5个班。至1943年春，一场有计划的大逮捕行动准备就绪。
3月15日，在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的指挥下，日伪当局调集哈尔滨宪兵队，以及巴木东地区附近各市县伪警察和特务，计500余人，出动汽车几十辆，组成“巴木东肃正工作指挥本部”，一起实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联人员和反日群众540余名。5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余人。共计逮捕抗联和抗日秘密组织人员以及爱国群众近千人，使“巴木东”三县14个抗日救国会、13支青年义务队和农民武装受到破坏。
日寇对被捕者实施酷刑审讯，逼迫承认与抗联有联系或同情抗日活动。火刑，电刑，灌凉水，把人装在麻袋里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据原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保安局派遣宪兵高见忠夫战后供认，因酷刑和虐杀，死者就达60多人。《档案资料选编》（8），第576页。据幸存者赵清林回忆：与他同监的毕文祥由于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狱中；李树文被敌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惨死在狱中。《黑龙江文史资料》（9），第243页。
经过酷刑审讯之后，日寇将550余名被捕者上送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对其中403人进行了起诉。后将阎继哲等66人，判处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档案资料选编》（8），第571～595页。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东”三县，但敌抓捕的行动规模相当大，被捕受害者数量也是很大的。这在东北沦陷期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惨案。
８“三省党部”事件
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无论何党派何阶层，只要是爱国者都会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及其傀儡。这其中，国民党也在东北建立了地下组织，开展秘密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在东北设立的秘密组织主要有东北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东北党务专员三个系统。但在1941年底至1942年春，遭到日伪的严重破坏，被捕人数达700多人，20多人被判死刑。《苦难与斗争》（下），第53页。于是国民党中央决定更改组织系统，分设三省党部，派李光忱、石坚、肖达三分任辽吉黑三省党部主任委员，重新开展地下反日工作。
1944年2月，国民党驻哈尔滨市联络站负责人王友忱，由于疏忽，其活动被伪哈尔滨警察厅特务查知，王即被捕。之后，日伪利用这一线索，开始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为此，伪满各省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班，称这项工作为“桃园工作”。3月12日，日伪实行集中抓捕。国民党在东北的主要成员均被逮捕。在伪滨江省，由特务科的山寺任工作班长，在特高科股长那须高义等的指挥下，逮捕了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肖达三，党部委员兼蒙旗党务特派员书记李宗周等100余人。在伪新京地区，由伪首都警察厅副总监三田正夫等指挥，出动宪警特60余人，逮捕了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等国民党员10多人及普通百姓。在伪奉天省，由伪地方保安局长三宅秀也指挥，逮捕了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等350多人。《日军暴行录：辽宁分卷》第234～238页。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不久，大逮捕又扩大到京津地区，又有10多人被逮捕。至10月，国民党东北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除罗大愚、关大成等少数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捕。
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