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9章

在巴黎，我们住在苏联大使馆，而首先要了解的是关于西班牙局势的新闻。同志们向我们传达了他们当时掌握的全部情况，但提醒说，这些情况是极不充分的，应该看成是初步的。的确，后来我们在西班牙查明，许多情报只是大致可靠，另一些则已过时。同资产阶级报载的新闻相比，大使馆的情报看来是非常乐观的。而真相则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对巴黎感兴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们想借此机会观赏一下城市的名胜古迹。但由于时间有限，每次游览只能抽空进行。第二，我们手头缺少很多东西，据大使馆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东西在西班牙是必备的。因此不得不到商店走走。我们对法语懂得很少，况且在行动上要尽量做到不引起店员的怀疑，使店员难以从我们所买的东西上猜出我们是干什么的，向何处去。所有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第三，因为不能往家写信，所以希望买一些“有意义”的纪念品，让自己的妻子猜到，这是丈夫寄回来的，他们身体健康，大使馆答应立即把这些礼物寄走。
我们很快地从巴黎抵达图卢兹。与肥沃的法国中部平原接壤的是地形平淡无奇的中央高原丘陵，随后便出现了绿色的加龙低地。从图卢兹开始，当地火车以慢得多的速度驶向西班牙边境。丘陵越来越高，土壤越来越干燥，植物也越来越少。后来，整个地平线被山脊遮住了。这是比利牛斯山脉，它的那一面便是西班牙。到了一个新车站，休息了片刻。
大概有人在等我们。有个人来到我们跟前用法语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后来他又一次用带乡音的俄语问道：“你们是俄国人吗？”他向山脉方向指了指并朝前走去，我们跟在他后面。虽然走了不多一会，但路比较难走。最后，这个人终于停了下来，向后指了指说，“那是法国”，然后又指了指脚下说，“这是西班牙”我们就这样越过了边境。
我们去巴塞罗那乘坐的已是西班牙火车。铁路无人维护。在起初一段路上列车空着一半。几乎没有遇到携带武器的人员。车轮悠然地咚咚作响，车厢的刹车装置不时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像是在别墅里漫步，没有感到战争的存在。但是，当列车离开加泰罗尼亚山脉，沿海岸奔驰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车厢里坐满了穿卷袖冬上衣的吵吵嚷嚷的青年人，提着奇形怪状篮子的农民，穿着无可挑剔的小姐。圆形软帽、圆而高的制帽，无政府主义者的绦带和小旗、手榴弹和手枪开始在眼前闪现。
在巴塞罗那，我们遇见了苏联领事B　·A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最初我与他相识是在1924年，当时他是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而现在我马上就认出了他：稍带微笑的大咀，尖长的“鸭咀式”鼻子，眼镜后面是一双近视眼。此人的经历既丰富，又复杂。作为十月武装起义时期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内战时期，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指挥过乌克兰方面军，并担任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尔后在小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任要职。他在有苏联驻外全权代表的外国度过了多年。
安东诺夫…　奥夫谢延科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们叙述西班牙局势时虽然沉着冷静，但在交谈中他的咀唇产生神经性的抽动。他的言词形象鲜明，语气尖锐。
根据他的介绍，局势不怎么好，比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道的要好，但比我们在巴黎听到的要坏。叛军盘据在马德里附近。共和国几乎丧失了西班牙的整个西南部分。法西斯的航空兵掌握了制空权。德国与意大利打着与佛朗哥分子合作的旗号，其侵略行动不断升级。在叛军营垒中，各竞争集团之间正在闹内讧。但遗憾的是，在共和国阵营内，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共和政体拥护者之间的分歧闹得更厉害。右翼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首相的政策是模棱两可的和不一贯的。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正规军是不存在的。摩洛哥没有获得独立。这一点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他们在那里进行蛊惑人心的的宣传，并收集穆斯林队伍编入自己的部队。巴斯科尼亚和加泰罗尼亚要求自治，而政府对此极不乐意，这就给反法西斯队伍带来意见分歧。人民群众满怀革命热情，作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对他们妨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些人缺乏起码的纪律：他们今天打仗，明天就休息不干。他们有时不经请示上级指挥官就采取冒险行动，有时则把正面暴露给敌人。他们从国家仓库夺取武器并将其隐藏起来。他们对谁也不承认，对谁都不在乎。他们不大喜欢共产党人，瞧不起社会党人，仇视政府人员，他们不是自逞英雄，就是惊慌失措。后勤工作暂时还未步入正轨。前线局势不妙。必须与西班牙共产党人建立密切联系，而且要首先依靠他们，但同时对整个个共和国要采取尊重的态度，对各种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不能有厚此薄彼的正式表示。领事在结束谈话时说，一句话，事情愈早着手办愈好。
在巴塞罗那未出现飞机，沿公路去马德里只能绕道而行。因此，我们坐的汽车开始向南行驶，开往巴伦西亚，到这里后再向西转弯驶向首都。这辆车是属于巴伦西亚省省长的。他曾微笑着提醒我们说，司机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随着担心这个问题的提出，我们推测马德里已近在咫尺，这时司机从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把它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并用手向左边，即向南指了指说：“法西斯！”
我们抵达马德里时天已黄昏，不见灯火。炸弹在城区爆炸。德国的“容克”式飞机又进行了一次未受惩罚的空袭。在暂时平静的时刻，人们在大街上奔跑，一个行人指给我们去苏联大使馆的路，并从Б·M　·西蒙诺夫手中抢走了香烟。后来才弄清，民兵可能认为，我们是给法西斯飞机发信号的。
行人称之为大使馆的那所建筑物，原来是一座旅馆。但里面确实住着苏联公民。接待我们的是《真理报》的著名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我们冲到他跟前提出一些问题，但听到的回答是：“局势用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它相当复杂。你们不想吃点东西吗？”
几天来我们第一次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这时我们自己倒向科利佐夫讲起祖国的新闻来了。随后，科利佐夫也谈起来：“说实在的，关于这里发生的情况你们知道吗？”原来我们所知道的已经过时。“那么我就不想讲了，讲了只会把你们弄糊涂。你们自己会逐渐搞清楚的，而现在要尽快地像军人那样行动。这里有我们的军事顾问别尔津、沃罗诺夫和伊万诺夫。伊万诺夫到共和国参谋部去了。同他在一起工作的大部分人员不久前都投奔了佛郎哥。别尔津和沃罗诺夫马上就要到这里来。”
我们就这样开始体验西班牙的现实生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与布柳赫尔在一起共事的日子，折磨了我半年的严重咽炎，莫斯科的会议，被派往国外，波兰，德国，法国——所有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薄雾，已成为过去。吱吱作响的桌子上的褐色小面包和橙子，科利佐夫的讪笑，昏暗的街道和远处的爆作声——这就是我们周围的现实。那么，我们将从何着手呢？
军事顾问、炮兵专家H　·H　·沃罗诺夫和我们这些顾问的领导者я·K　·别尔津走了进来。我们互相拥抱后，立即开始拟定下一步的工作程序。我向别尔津报告了自己被委任的情况，而他却扯到共和国军队指挥官的问题，并把一批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到达的情况通知了他们。随后，扬·卡尔洛维奇说，下一昼夜和一星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马德里变成一个堡垒。可以把完成任务的希望坚定地寄托在共产党员。内务部的人员和该市公民的身上。别尔津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地图，开始指出今后防御工事的配置点。后来，他派我们和沃罗诺夫下到部队。别尔津建议我到E　·利斯特尔那里，即到第1　旅去。
我同利斯特尔同志曾在莫斯科见过面，他作为一个西班牙共产党员曾侨居在那里，从事建设地铁的工作。利斯特尔过去是砌砖工，现在指挥第5　民兵团。一半由工人（他们几乎全是共产党）组成的第5　团是共和军的骨干。我们到来前不久，该团成了主要的混成旅。利斯特尔的部队在塞塞尼亚附近战功卓著，而他的友邻部队的情况则差一些，士兵们情绪急躁，有时退却。从俘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