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悬案》第3章

三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岁月的流逝理当涤去蒙在人们意识深处的那些历史偏见和民族偏见，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公正的评价。　
近些年，对太后下嫁事件的观念已有很大改变。但说下嫁者与说未下嫁者仍然各执一词，不能相下。双方各有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分析考据。
古今罕见的太后下嫁（4）
不久前得到一则史料，说是宣统初年，内阁储存档案的大库围墙塌圮，当时任阁读的刘启瑞奉命检查库藏，从中得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诏书，便向朝廷作了报告。主下嫁说的研究者便认为疑案得到了解答，有了直接的证据。主未下嫁说的学者们并未认输，因为下嫁诏书只这么提了一句便没了下文。除非亲眼看到这件最重要的、货真价实的证据，否则下嫁说仍不能成立。　
还是把目光投向历史吧。　
近些年，史书史料的挖掘整理有了很大发展，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丰富极广泛的基础。只要较为深入地进去走一走，就会发现，真实的历史要比传说中的故事更错综复杂、更曲折多变。　
这里，把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摆一摆，谈一谈，或许对有兴趣追寻太后下嫁之谜的读者有点帮助。
游牧民族婚俗（1）
说太后下嫁，先得说说一个民族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　
故事的主角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生活在典型的草原文化环境中。所以得先介绍草原上的婚俗。　
每个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的形成，都有它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注满了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谁也没有权力嘲笑和指责别的民族的习俗。因为你没有走过人家祖祖辈辈经历的路，你没有处在过人家的历史环境，你就不懂得这些民族习俗产生的必然和合理。　
许多人以流浪游荡来形容吉卜赛人，而吉卜赛人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有些人出于猎奇，对西藏的天葬窥伺、曝光，大加渲染，殊不知这是藏族同胞丧葬中的最高一等，是在实践佛家救度一切众生的教义。　
早期的蒙、藏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上地广人稀，行数日、行数百里而不见人迹是常有的事。风雪严寒、干旱瘟疫以及频繁出没的凶猛野兽，都对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成致命威胁，所以人与人的互助就格外重要。长期的艰苦与贫困的磨炼，养成了游牧民族的独特性格，那就是粗犷、勇猛、忠诚、豪爽、重义气、重友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严格男女防嫌、提倡贞女节妇是不可能的。有一条公认的社会规律：经济越是不发达、生产力越是低下的地方，伦理道德、婚姻习俗就越是接近原始形态。而原始社会的人类实行的是群婚制。　
在早期的草原民族的心目中，男女婚配交合，是天赋的权利，与生俱来。所以一群之中，男人不应孤鳏，女人也无须守寡。男人视所娶之女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妻子；女人视所嫁男子同辈同行者，都可当做丈夫。平日男女之间的性交往很自由，父母、丈夫或妻子多不干预。那么，兄死弟娶嫂，父死子娶后母就是很平常的事，不以为怪了。　
藏族家庭更有兄弟合娶一妻的。虽然有贫困无力婚娶的原因，但习俗也认为这样的婚配能使一家和睦亲善，永不分开。兄弟合力经营的家庭，比起草原上孤独的牧羊人，无论是抵御灾祸、抗击侵扰，还是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确实都要优越得多。　
这些婚姻习俗，在生活于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史和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汉民族看来，觉得可笑，觉得野蛮，斥之为悖理乱伦。殊不知华夏民族也曾经历过同样的时期，有过相同的婚姻制度。伏羲与女娲亲兄妹互相婚配、姜母踩着了巨人足迹心动而怀孕、孔母野合而生孔子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古老传说，正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反映。老祖宗如此，嘲笑别人何来？　
当然，为了人类的优生优育，为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古老的婚姻习俗应该革新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基础的改变，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习俗自然会随之改变。　
说起来，草原民族的这些习俗，也是源远流长的。　
有据可查的，比如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四大美人之一的王嫱王昭君，她的故事已流传两千多年，播之诗歌，演以戏剧，就是在近现代中国，也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明星级人物。歌唱家一曲《乡恋》，竟也使她的故乡湖北秭归县闻名天下。　
当年汉元帝用和亲政策笼络日益强大的匈奴，令昭君出塞下嫁了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立为宁胡阏氏，次年生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阏氏，是汉代匈奴对君主正妻的称呼，宁胡二字，恰如其分地显示了昭君下嫁所起的安定匈奴、安宁国家的作用。　
昭君出塞下嫁是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即公元前33年。两年后，即汉成帝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逝世，其前阏氏之子雕陶莫继立，为复株单于。汉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即，继立的单于将从父亲那里继承除自己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阏氏为妻。这样，昭君复为复株单于的阏氏。　
假定昭君下嫁时的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年龄太大恐怕匈奴单于会认为受轻视而不肯接受）。那么呼韩邪单于死时她也不过二十二岁光景，尚在青春。想必她为是否再嫁继子心里很矛盾，专为此事请示过天朝皇帝，所以才有汉成帝命她从胡俗的旨意。　
昭君为复株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名须卜居次，小女儿名当于居次。匈奴的居次称号，相当于汉朝的公主；而须卜、当于，都是匈奴的贵族大姓，也即昭君两个女儿的夫家。三十多年以后，即公元头五年的汉平帝元始年间，昭君的大女儿须卜居次还曾回归长安，入侍皇太后。　
昭君的第二次婚姻，最多继续了十年。汉成帝鸿嘉元年，即公元前20年，复株单于死，其同母弟且麋胥继立，为搜谐单于。当时昭君的年龄在三十二三岁左右，如果她还活着，仍会按照匈奴的习俗，再次嫁给继夫的弟弟。因不见记载，也就不好揣测了。　
十五个世纪后的明代，漠南蒙古又出了一个美丽聪颖的三娘子。　
在这十五个世纪中，中原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时而紧张时而和缓，但从来没有停止过。　
民族问题，即使在当今世界，仍是一个令政治家们头疼不已的棘手问题，仍是一个使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不安定的因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兄弟姐妹大家庭的国家形成过程中，这同样是个严重问题。官修史书称之为边患。其中影响最大的，先是匈奴，突厥，回纥，契丹，后来又有辽、女真和蒙古。强悍勇猛的草原民族，凭借他们出奇的战斗力，无数次地入侵中原，边疆的血战，常常延续十年、数十年。
游牧民族婚俗（2）
中原的各个王朝，在心理和认识上顽固地坚持大汉族主义，视少数民族为夷蛮，时刻注意“严华夷之防”，决不肯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军事上，打得过时就全力征讨驱赶，炫耀为帝国的伟大武功；打不过时又纳贡称臣，演出“靖康之难”或“土木之变”的悲剧，在历史上留下耻辱的印记。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矛盾冲突碰撞，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流融合，是历史的必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它与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相始终。由于这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按各自的发展轨迹时有消长，表现在近边地区也就时而干戈，时而玉帛。　
汉唐时期，国力比较强盛，朝廷对付边患，用了刚柔并济的两手：大军征讨抗击外患，辅之以和亲。除了王昭君，下嫁和番的公主很多。像文成公主、乌孙公主，是其中最著名的。有时候，和亲能够使边疆地区获得相当长时间的安宁。　
这些都是汉家公主出塞下嫁。而上面说起的这位三娘子，是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三娘子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西蒙古卫拉特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当时控制整个漠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