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陈果夫与陈立-第39章

共产党叛徒顾顺章的时候，顾顺章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二陈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即在上海筹备建立行动区，并派其亲信史济美到上海行动区主持特务工作。
特务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是侦查，二是破坏。侦查即采取盯梢、守候、刺探等办法，了解共产党的线索，并将其线索迅速提供给行动组，行动组得到线索后，即根据线索开展破坏，破坏就是捣毁组织，逮捕人员。有时，特务们配合军、警、宪等机关公开捕人，有时则采取绑架、诱捕等办法秘密捕人。1933年3月逮捕共青团中央王云程等人就是采取绑架的方式，1935年逮捕田汉就是采取诱捕的方式。
除此以外，特务组织还采用极其毒辣的“细胞”政策，所谓细胞，即指特务的耳目，他们打入中共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其任务除收集情报、提供线索和密切注意周围的异常情况可疑人员的活动外，还要有意识地伪装进步、积极，以求长期活动。按徐恩曾的说法，是特务机关“暗地培养一批伪装思想左倾而常有不满现实言论的干练人员，作为诱饵……等候匪党分子吸收，由此打入匪党组织，充作匪党党员，了解匪党内部情况”。陈立夫对这种办法十分欣赏，他鼓励特务们多打进共产党去，从思想上、组织上破坏，瓦解共产党。在陈立夫的指使下，一些特务以各种方式打入中共上海各区委，起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作用，“甚至有两个区委的领导权”也被特务所控制。
第三部分特工总部（3）
由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的猖狂活动，也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一时期中共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机关被捣毁、封闭，党员很多被捕或被杀，进步分子也遭到迫害，损失极为惨重。陈立夫的亲信徐恩曾在他所写的《暗斗》一书中十分得意地炫耀其“战果”，当时中共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或部分破坏的次数为：中央在上海的领导机关14次，江苏省委4次，山东省委3次，陕西省委2次，共青团中央3次，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1次。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捕去的中共党员和干部计24800人，其中；历届中共中央总书记3人（向忠发、陈独秀、瞿秋白），中共中央委员40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计8199人，一般干部和党员计15765人。以上这些数字虽有夸大，但可以说明，二陈指挥的特工总部对中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当时，共产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以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被迫迁往苏区。
特工总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陈果夫、陈立夫也因实施特务政治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地位如日中天，达到鼎盛。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1）
二陈指挥的特务组织逐步发展，遍及全国，其主要职责是直接参与侦查，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活动。陈立夫十分强调不择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杀害共产党人，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又不断地改变策略，变换手法来对付共产党，他看到，“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国民党采用最残酷的屠杀办法来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同情、拥护共产党的人更多了。因此，他认为，单凭镇压和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还必须用“软”的办法，即采取政治欺骗的手段，引诱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自首，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共产党内部的机密，再以武力一举而歼灭之。于是他积极向蒋介石建议，在反共过程中，应采取暴力镇压与政治软化两手相结合，这项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
1930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这样，为了争取一些共产党人向他们自首，陈立夫指挥特务在以武力迫害共产党的同时，加强了政治软化和劝降审讯工作。正如周恩来所总结的那样：“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这一办法果然有一些效果，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
193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福坦被特务捕获后，陈立夫立即指示将其关押在条件优越的上海东方旅馆内，并派特务轮番到旅馆对卢进行劝降。结果，在特务的利诱下，卢福坦表示愿意自首，叛变共产党。这使陈立夫十分得意，他认为，像卢福坦这样的高级干部尚且容易劝降，一般的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党员是可能自首的，因此他便在更大范围内采用了劝降和自首的办法。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被捕，特务们开始严刑拷打，盛忠亮态度十分坚定，毫不屈服，后来陈立夫指示用“软”的办法。特工总部了解到盛忠亮与已经被捕的秦曼英感情很好，便首先将秦曼英劝降，然后对盛忠亮以“礼”相待，不再用刑，并改善生活条件。几天后，便派特务来作劝降工作，特务劝说了半天，盛忠亮仍不动心，这时特务摊牌了，说，“秦曼英已经自首了，你又何必坚持呢？只要你自首，我们成全你们的好事。”盛忠亮果然转变了态度，说要见秦曼英一面，特务连夜将秦押解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盛忠亮得知秦曼英确已自首后，他自己的防线也彻底崩溃，很快投入敌特怀抱。
有些共产党员思想也较坚定，并非一下子就可以劝降的，对这些人，陈立夫则采取逐步升级的办法，即待遇逐步优厚，派去劝降的特务水平一次比一次高。如中共上海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经很长时间的劝降审讯，都无效果，李竹声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其他什么也不肯讲，更不愿自首变节。陈立夫即采取升级办法，将李竹声从上海移送南京，提高生活等各方面待遇，并派有一定理论修养和劝降水平的特务进行说服，结果，李竹声经不住考验，叛变自首。
除此外，还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徐锡根等，也在国民党特务的劝降审讯下自首变节，成为可耻的叛徒。
当然，更多的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1935年，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福建为国民党宋希濂部所捕。这一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对国内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挑选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陈立夫十分自信，他以为，凭以往的经验，凭王杰夫的劝降手段，这一次一定会成功，瞿秋白一定会叛变自首的。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讨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就范。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动，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牺牲。在真正的共产党员面前，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专门建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还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出一些出卖灵魂的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第三部分设立“反省院”（2）
1930年，国民党首先在长沙设立了湖南反省院，但并不为二陈所掌握，而是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后来，各省相继建立反省院，这些反省院按组织系统隶属于法院。但反省院原司法人员对共产党人的劝降、诱骗办法远不如CC特务阴险毒辣，而且收效不大。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有力地破坏革命的工具，也为了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