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39章

也。”
然而，为了统治国家，朱元璋把目光投向了鬼神的世界。他深知鬼神对普通百姓意义重大。他说：“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与神耳。”如果“世无鬼神，人无畏矣”。对鬼神的惧怕心理，可以拿来为他所用。
开国之后，他就开始了对鬼神们的管理。洪武三年，朱元璋觉得历代王朝给诸神加上各种各样的封号太多太乱，于是下令清理整顿，整齐划一，统一了鬼神们的名字，规定了他们的等级地位，将“天皇”、“太乙”、“六天”、“五帝”等这些古代礼典中没有记载的神赶出了神仙队伍，又将全国各地城隍诸神号去掉历代所加封爵，只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
朱元璋对鬼神队伍整顿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历史上头一次将城隍及其辖下的众小鬼正式列入国家祀典之中。城隍原本是一种民间信仰，历代都没有入国家法定的祀典。但出身底层的朱元璋深知城隍神的力量。在民间故事中，城隍经常行善报恶，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洪武二年（公元年），朱元璋“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还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使城隍进入国家的祭祀体系中。
他命令地方官带领百姓每年祭祀城隍，他规定的祭文中这样说：
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受官府。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命，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
因此祭祀城隍的过程，也是一个愚民的过程。他本人曾坦率地对宋濂说，尊崇城隍的目的，不过是威吓百姓而已：“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
第五节　一封奇特的公开信
用今天的眼光看，“化民成俗”、“以德化民”的合理性十分可疑。针对这个词语，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可以发出许多置疑，比如：
什么是道德？谁的道德？谁有资格制定道德的标准？谁有权力强迫别人实行他规定的道德规范？
由朱元璋来“教育人民”的资格则更为可疑。这个前文盲、强盗，开国前曾经忘恩负义淹杀小明王，在他人抗元之际与元政权暗通款曲，开国后又大肆屠戮功臣，他用铁的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道德品质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然而，在当日，由他来教育人民，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中国的经典里说，中国的官员对百姓负有三种责任：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即领导人，羊群中的头羊；“作之亲”则还是百姓的父母，要把百姓看作孩子来看管，要照顾他们，要爱护他们，要养育他们；“做之师”，则说明领导人还要负责做民众的老师，他们不懂，就得手把手教他们。
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国有”的，也就是被战争的胜利者所有。被谁“化”，朝什么方向“化”，“化”成什么样，老百姓是没有权利过问的，就像牲畜没有权利选择它的饲料一样。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流氓还是强盗，一旦取得天下，成为天下人民之主，就证明他得到了“上天眷顾”，有驭天下之“德”，他不仅掌握了世俗权力，而且还因成功地掌握世俗权力而被证明掌握了世间一切真理、美德和良知；因此不仅有资格成为世俗生活的主宰，还是精神世界的主宰。
在皇帝和官员眼里，老百姓不论多大岁数，在心智上都是长不大的儿童，“三十而立之类，似乎只是士大夫的人格成长论，老百姓是被当作永远不会成长的，因为老百姓不管二十岁还是八十岁，都必须由外力去保护他们，使之不受腐蚀”。统治者将老百姓“儿童化”，将自己“家长化”，人民既为“子民”，官僚就是“父母官”。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什么岁数，只要走进仕途，辈分和学问马上见长，就比百姓成熟得多，正确得多。
基于皇权无限的逻辑，朱元璋的政府是典型的“全知全能政府”。这个政府不仅仅要实现“镇压之权”，还认为自己是正义与公理的代表，有权对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直至思维方式进行全面控制。朱元璋不断教导民众何为美好生活，甚至直接规定百姓们的生活细节。
英国政治思想家奥克肖特说：“人类在心智上的限制决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预测事件能力上的限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那些关于何为美好生活的教导，因为这是对我们自己判断力的蔑视。在现代社会，任何集体的伦理目标，无论在他人看来何等高尚，都不能强令个人尊奉。这不但是因为个人天生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且因为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所必需。”
朱元璋当然不会明白这些道理。他执着地认为，只要有好心就不会办坏事。因此，他像一个热心的街道妇女干部，直接走进每户人家，教导他们如何正确生活。
他管百姓的家事。在农村生活中，他看到百姓家里经常因为分家等事闹纠纷。他认为，统一百姓的分家方案对国家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大明律》里他明确规定，每家每户的产业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如果这家人迟迟不立嫡长子，就要受到杖八十的惩处。只有当大老婆年五十以上又不生子者，才能立小老婆的儿子。即使立小老婆的儿子，也要立她的大儿子，否则与不立嫡子同罪。朱元璋又规定，在每个家庭里，一切财产只能由大家长来支配，不许随便分家，“别籍异财”受到严格的禁止，家里的晚辈不经家长同意，花了家里的钱，就直接触犯了《大明律》，要受到刑事处分，每花二十贯笞二十。
开国之后，广东的两位军官，都指挥使狄崇、王臻，妻因夫贵，按规定被册封为淑人。后来他们的老婆死了，把妾扶了正，奏请册封其妾为淑人。
这看起来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了，朱元璋却极为重视，专门召集满朝重臣开会，进行专题讨论。宰相李善长和礼部官员发表意见，认为“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妾不可为嫡夫人”。于是朱元璋驳回了两位军官的请求，并且因此颁布条例，规定不许扶小老婆当大老婆：“凡正妻在日，所娶侧室则谓之妾。正妻殁，诸妾不许再立为妻。”
朱元璋甚至承担起妇联职责，满怀义愤地替秦香莲们打抱不平。祥符卫指挥郭佑，取了妾后，和大老婆关系不好，把大老婆连家人二十六口赶出去另住，却把妾立为正妻，两人独门独院，过起了幸福生活。
朱元璋听说这件事后大为生气，把他贬到云南，并且教训天下人说：
“结发妻和他一起生活了三十年，有儿有女了，当初日子艰难时两个人一起过来，如今他做了大官，正好夫妻享福快活，他却把他们娘儿们赶出去了，一天只给八升米，那二十六口人，怎么过？这样无情无义的，也算是个人？”他把这件事记载进了《大诰》，以杀一儆百，提醒天下所有官员不要忘了糟糠之妻。
在《大诰》的另一章里，他甚至管起了官员们的婚事。当时，他起用了许多太学学生做官，这些学生大都尚未婚娶，公余无事，难免有人眠花宿柳。朱元璋得知，直接给这些官员的父母写了封公开信，劝他们早点给孩子娶亲：
朕自开国以来，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后，不期皆系老奸巨猾，造罪无厌。及至进用后生，皆是年壮英俊。初，父母且贤，致令习学经书，通达古今，已成士矣。其父母宠爱之道，得其宜也。
至此之际，各各父母反为愚夫愚妇。子既年壮，公私作为，无有不可者。朕既授以官，且有厚禄，只身在任。朝出暮归，寒暑为之自调，汤药亦为之自奉。其父母愚而不与之娶，致令孤守厚禄，淫欲之情横作。一旦苟合于无藉之妇，暮去朝来，精神为之妄丧，财物由是而空虚，天生诚实之性，因而散乱，虽古智人君子，莫复其原，岂不难哉。
今以诰告，凡在京有官君子之父母，即早婚娶前来，以固天生自然之性。不然，暂染娼优，污合村妇，性一乖为，莫可得而再治。其诸父母，早为之计。
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青年官员，一个人在任上，身边没个服侍的人，什么事都要自己操持。父母不给他们娶亲，他们手里有大笔工资，怎能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