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完结)》第447章

乌台，就是御史台。这名字有来历，从汉朝起就这么叫了。一来是说当时的御史台里有很多的柏树，上面住着很多乌鸦；另一说嘛，就跟御史们的职业有关。这帮人到处挑错，谁见谁烦，还惹不起，于是统称他们为乌鸦嘴。
办公的地方，也就随之变成了乌台。
乌台大院里关的全都是官儿，像苏轼这样的地方领导还算不上高规格。只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他被特殊照顾了，审讯由御史台最高长官李定携同舒亶、何正臣等新法集团同僚共同进行。
昼夜不停。
先说白天，李定等人轮番轰炸，要他把写过的所有诗词逐字逐句的解释，每一个敏感词绕不过去都有抄家的危险。这种场面其实很常见，我们民族每个时代都在做这样的事，20世纪里也有。当时多少大人物竞折腰，弯下去就再也没挺起来过。
苏轼不一样。宋朝对文人超级宽松优厚，只要天上还有太阳，在大厅广众之下，审讯的尺度就都能保持住。最起码能让他说话，于是李定等人就都郁闷了。
苏轼居然能把自己的文字狱扣到新法教祖王安石的头上。
他的诗里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蛰，指潜藏、隐密、冬眠等意，特指僵硬中还没复苏。李定等人抓住了这个毛病，问苏轼说现在圣明天子在位，只有飞龙在天，你居然写了龙潜藏在九泉之下。你说，这个蛰龙是什么龙？老实交代。
苏轼一笑，王安石有句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诗中的蛰龙，就是这个龙……李定等人的脸上一下子就黑了。蟠，指弯曲缠绕，很憋屈的状态。用在龙身上都同样不是啥好词。
还审什么，散会。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82）
（2010050717：31：12）
当天苏轼得意洋洋地晃回单间牢房里，一干御史大老爷凝固在审讯室里集体大喘气。这场景的确是很牛，很不常见，不过只是一会儿后，御史们的脸色就都缓过来了。一丝丝阴险恶毒的微笑浮上了水面。
白天你狠，晚上看谁狠。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乌台大院里的在押犯们突然间集体惊醒，个个吓得发抖。他们听见一阵阵鬼哭狼嚎的呼疼声此起彼伏，仔细听，还能辨别出那个喊疼的人有很浓重的四川口音。
没错，苏轼被人黑了，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人在黑夜里轮翻痛打。估计旁边少不了李定的低声怒吼，写啊，你倒是再写啊，让你蛰龙、蟠龙，现在你给我先蛰着蟠着吧……这件事被当时同样押在御史台的另一位官员记录了下来。
这基本上是真的，最大的根据是苏轼的身体状况。在入狱之前他很健康，出狱之后苏轼腿疮痔疮、流行传染病、咳嗽、臂仲、赤眼等病几乎得全了。而他仅仅入狱两个多月而已，如果真有宋朝传统上善待士大夫的规格，他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步田地。
事实上他能活下来，都是方方面面，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几乎所有顶级权贵的集体努力的结果。
先是各界名流，苏辙、王亚卿、王巩、章惇等人，这些人官职不高，可都是影响很大的名士。他们为苏轼请命，愿用官职、身家担保；
再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如司马光、张方平、李清臣、范镇、陈襄、刘攽、李常、孙觉等人。他们影响巨大，往往可以左右皇帝的意志。可惜都没说到点子上，以张方平为例，他差点把苏轼给帮死。
张方平给神宗写了封信，由于早就退休了，得由当地的官府转交，可是这事太敏感，官场上没人敢接。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张恕亲自带进京去敲登闻鼓交给皇上。
可惜张恕胆子太小，在鼓旁边转悠了半夜，还是悄悄地走了。苏轼出狱后很久，看到了这封信的副本，当时吓得舌头伸出来半天缩不回去。旁边人不懂，问他怎么了，他也不解释。直到有人把信让苏辙看了，才知道答案。
张方平在信里说苏轼是天下奇才，绝不可杀。这完全是帮倒忙，苏轼有什么罪，不过是名气太大，影响到朝廷的声誉罢了。这时再说他是奇才，完全是火上浇油，逼着神宗动刀子。
真正能一语道破天机，洞悉神宗心理的，还是那个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人。他远在江南金陵的隐居荒山里，给神宗寄来了一句话，决定了苏轼的生死。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83）
（2010050817：24：18）
王安石。
他不当首相很多年了，在金陵人们时常会看见一个衣着简单沉默寡言的老人骑着一头驴，从来不去管驴往哪边走，到哪里都一样，随遇而安。
王安石像一个完成了所有愿望的信徒，把自己的有为岁月都献祭给了国家，然后无欲无求，漂泊于天下。事实上他这次为苏轼求情，是离休后唯一的一次参与国家事务。
他对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皇帝考虑。神宗心性好高，重视后世名声，如果真的杀了苏轼，会让后世怎样评价呢？还算是太平盛世吗？
神宗的心动了，恰巧在这时，皇宫发生了件大事情，他的奶奶曹太皇太后得了重病，马上就要不行了。神宗很爱她，决定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老太太摇了摇头，不必赦天下，只赦苏轼一人足矣。他是个老实人，不会背叛朝廷的，你不要被小人利用。事情到了这一步，神宗已经提不起再修理苏轼的兴致，无论出于哪方面原因，都没必要再追究这个书呆子。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384）
（2010050817：25：39）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作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力完全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的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饿死。
困境中苏轼作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的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值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