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四部曲》第6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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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人生哲学─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描述他的人生哲学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认為应当坚守自己的理想。以等待适当时机到来。
当时机来临时，就要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反映在诗上，就是「讽諭诗」的创作；时机没有来临。就好好修养自己，反映在诗上，就是知足保和的「閒适诗」的创作。
白居易的个人修养，可用「知足」二字概括。陈寅恪认為白居易的「知足」思想。是源於老子「知足不辱」的想法。
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也常表现在诗之中，例如当他担任校书郎时「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餘」，其后官职调动而调整俸禄时，白居易也多有诗记载，大多也都能反映其知足常乐之情，例如：任左拾遗「月惭諫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任太子宾客分司「俸钱万，给受无虚月」、任太子少傅「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做閒人」，退休（致仕）后领取半俸「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餘」「笀及七十五，俸佔五十千」。
从最初的月俸一万六千钱，至最高的月俸十万钱，以及退休后的月俸五万钱，白居易大多都表现出知足的心态。即使是被贬謫至江州司马，处於极不得志的时期，他仍能说出「今虽謫在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以此自我宽解。
交友─
白居易与元稹是好友，两人对於诗的功能有相似的认识，故而成為新乐府运动的战友；同时两人作诗才能相匹敌，因而常以唱和為戏。白居易曾用「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来形容两人的交情。白居易晚年常居洛阳，与刘禹锡时常唱和往来。
风流韵事─
唐时社会风气开放，官员宴饮之时以歌妓陪伴的风气兴盛，当时政令风气与后世大不相同。
白居易曾畜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见於《旧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身对歌妓并不忌讳，关於歌妓的描述常见於他的诗歌之中，如《与元九书》、《对酒吟》、《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等。
白居易好友元稹、刘禹锡相互赠答诗中，亦有关於歌妓的描绘：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瓏至越州，商玲瓏返回时，元稹并有诗赠白居易。
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带杭州的歌妓回洛阳，这些歌妓后来返回杭州，刘禹锡曾有「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描绘这些歌妓对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与歌妓的往来，也使他受到许多批评。宋朝的龚明之认為白居易与歌妓来往，代表他荒废政务。曾因胡风事件而广受争议的舒芜，指责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广泛讨论。
石继航认為这些对白居易的指责「大有斗倒批臭之势」，且舒芜引用时看错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读上的误解。
石继航并且指出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虽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故而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
晚年白居易将所有的歌妓放还，作了许多回忆的诗，对这些歌妓多充满了浓厚的念旧之情。苏軾晚年被贬謫时，曾经嘉许王朝云能「不似杨枝别乐天」，愿意随著自己前往岭南。由此亦可见至少在宋朝，大多人不将养歌妓视為卑猥之事。
民间形象─
宋朝僧人惠洪在《冷斋夜话》记载：「白居易每次写诗，都让一位老太太先读。老太太能读懂，则将诗收录下来；若不能读懂，则改写其句。因此唐末的诗鄙俗而多俚语。」
关於这一则记事，歷代不少人怀疑其真实性，例如《唐宋诗醇》、胡适、叶庆炳。然而胡适、叶庆炳亦引述这则记事，作為白居易有意以口语入诗的旁证。可能也是因為白居易诗歌具有浅显為大眾了解的特性，张為在《诗人主客图序》中称白居易是广大教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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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章　不拘礼法；恃酒颓放（）　
评价、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白居易的诗流传很广泛，然而历代对其评价则不一致。
元稹评价白居易的诗：「大凡人之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於激，闲适之诗长於遣，感伤之诗长於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於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於情，赋、赞、箴、戒之类长於当，碑、记、叙、事、制诰长於实，启、奏、表、状长於直，书、檄、词、策、剖判长於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对白居易推崇备至。
然而杜牧为李戡所作的墓志铭，就记载了李戡对元、白的批评：「诗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於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於民间，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后世许多人批评杜牧自己的「淫言媟语」也非常多，为白居易抱不平，甚至认为杜牧是假托李戡之言，挟怨报复。然而亦由此可见在唐代，对白居易的评价已有不一致的状况。
评价、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於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於白居易的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於沉、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观行，居易为优，放心於自得之场，置器於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新唐书描述白居易「於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於诗，它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
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评价、辽金元三代─
据记载，辽的皇帝曾亲自将白居易的讽谕诗翻译为契丹字。命臣子们阅读。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评价、明清─
明代后七子的王世贞、清代神韵派的王士祯不喜爱白居易的诗作。
相对的，公安派的三袁对白居易的评价相当高。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袁宏道将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相提并论；袁中道亦赞同兄长们的意见。
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此外，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评价、中国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於改善政治。
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评价、其他国家─
白居易的集在日受到高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