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28章

身居英国大法官高位的莫尔（Ｔｈｏｍａｓ
Ｍｏｒｅ，１４７８—１５３５）
，因反对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而人头落地，但他的《乌托邦》一书却使他名扬四海。
通过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之口，莫尔向人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图景：男女平等、信仰自由、财产公有、民主政治。这样一幅未成熟的空想社会主义草图，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联系，它将中世纪的思想根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同时，像马基雅维利那样，也为世俗的政治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主义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当然，两人的政治主张几乎是背道而弛的：马基雅维利呼吁维护私有财产，而莫尔却提倡财产公有。
１００年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模仿莫尔，写下了名为《太阳城》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
启端于意大利、而席卷欧洲一二百年的人文主义运动，是西方文化中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笼罩欧洲１０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的禁锢下，中世纪人心中只有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早已忘记自己是血肉之躯的自然人，七情六欲无不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为了灵魂的超度，他们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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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今生的幸福，他们战战競地匍伏在神的脚下，任凭荒淫虚伪的教会去宰割。人文主义运动使欧洲人抬起了屈就了一千年的头，撕碎了身上严实的宗教铁衣，第一次发现自己竟是赤裸裸的、活生生的人，并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而敢于诉诸自己的理性和努力去追求。归根到底，人文主义的历史成果可以归结为：第一，肯定了普遍抽象的人性，并因之提出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第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个人，树立了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伦理观。总之，请记住，不是为了超自然的神，不是为了某个抽象的社会共同体，而一切都为了独立具体的个人、为了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这就是人文主义的主要精神。
二、还信于民：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第二个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运动。
１５１７年１１月１日清晨，德国维登堡城内一片静谧，唯独卡斯尔教堂前面人头涌动、喧声鼎沸。一群情绪高昂的人围在一起，指指点点，高谈阔论，气氛十分的热烈。
原来，教堂的大门上赫然贴着一张“大字报”！
这张题为《关于赦罪券效能的辩论》的意见书，观点鲜明、言词激烈地批评罗马教廷，建议实行宗教改革。它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引起强烈的轰动，在德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继而迅速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
“大字报”
的撰稿人是一位年轻的德国神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Ｍａｒｔｉｎ
Ｌｕｔｈｅｒ，１４９３—１５４６）。年轻时，路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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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好友，因为反对教皇发放“赦罪券”的做法，而被宗教裁判所宣判为“叛教徒”而活活地烧死。这一事件深深地震撼了路德的心灵，他毅然决定离开即将毕业的法律学校，而改学宗教神学。在对宗教学深入钻研的基础上，他发现教皇的许多行径和对一些事端的判决，严重违反了基督教的原则，他特别反感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把它称为违背基督教义的野蛮制度。在他升任神学教授几年以后，终于有机会前往罗马造访。他吃惊地发现，教皇路易二世过着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生活，俨然一个活生生的地上的“上帝”。在教堂里，神甫与修女之间男盗女娼、偷鸡摸狗，一片乌烟瘴气，实在令他万分恶心。他带着深深的失望和某种莫名的憧憬回到了祖国。
几年以后，新继位的教皇良十世为了超过以往各任教皇的威势，决定兴建一座规模空前的大教堂。他也想到了出一个既能筹措资金、又能中饱私囊的妙计：以教廷的名义发放“赦罪券”
，任何人只要向教会交纳一笔钱，就可获得一张“赦罪券”
，作为死后灵魂进入天堂的门票。其实这种做法只是教廷的故技重演，路德的朋友就是因为反对它而人头落地的。
在此之前的１５世纪，捷克人胡斯就曾领导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推销“赦罪券”的宗教改革运动，后来遭到了镇压。
这一回，教廷的倒行逆施，也处处激起了公愤和仇视，犹如干柴堆上浇上了汽油，反抗行动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
对教廷早就强烈不满的路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改革宗教的大好时机。
于是，勇敢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主张，那便是列成九十五条论纲的意见书。在里面，路德历数教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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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上帝、侵犯人权方面所犯下的大量罪行，提出了二十七点宗教改革方案。
他主张，人只要信仰上帝，苦读《圣经》和忏悔自己，便可以径直获救，根本无须通过教皇和教会这些人间中介，因为任何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沟通，都有阅读《圣经》的权利。
为此，他强烈反对教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特别是拥有干涉世俗社会的权力，建议取消教会实行的奢侈、烦琐的宗教仪式，建立廉价的教会，提倡人人有读经和讲经的自由。路德后来抽空将《新约全书》译成了德文，这部文献对德语的统一起了重大的作用，犹如但丁的《神曲》之于意大利语一样。
路德的方案很快就传遍了德国，一场反对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教会的群众运动瞬即掀起，席卷全国。
然后越出国界，蔓延至其他国家，使一统欧洲的天主教会分崩离析，荷兰、丹麦和瑞典等国都像德国一样，先后皈依了路德所创立的新教教派。结果，梵蒂冈罗马教廷独揽大权的天主教一统天下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以后，新教在反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路德新教传到法国，深深地打动了年轻人加尔文（Ｃａｌｖｉ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的心。他追随路德，提倡改革，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被迫流亡到瑞士。在那里，他除了继承路德的“信仰可以获救”
的思想外，比路德走得更远更激进，他提出了自己的“预定说”
，主张建立民主教会。
“预定说”
认为：宇宙上任何事情都由上帝预先安排好了，面对一切都注定必然的东西，人的力量只不过是一阵无足轻重的云烟，人必须听从上帝的支配。谁是终将获救的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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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
，谁是注定要被打入地狱的“弃民”
，这一人的最终命运早就被上帝所指定，现世人的富贵与贫贱，就是“选民”
或“弃民”的标志。因此，人在有生之年应该积极工作活动、发财致富，以便证明自己是已被上帝选中的，将得以荣升天堂。
这种理论和路德的学说一样，与教会传统的“救赎说”和一切都要通过教会的中介代理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它只承认《圣经》的唯一权威性，而否定教皇、教会和神甫的权威。
同时，这种理论宣传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观念，承认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强调了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客观上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从事冒险事业和自由经济活动的历史要求。
１５４１年，加尔文在日内瓦推行他的宗教改革方案，根据“民主教会”的主张与共和制的原则，成立了长老会，他本人则成为日内瓦教首。以此为基础，他还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新教神权国家，实施了２０年的统治。因此，人们曾将日内瓦称为“新教的罗马”
，而加尔文本人则被誉为“日内瓦教皇”。
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相当严厉的封建神权统治，禁止一切异端思想，取消所有浮华的宗教仪式，甚至连日常的歌舞娱乐也不能幸免。这便是“清教运动”这一历史名称的由来。
在路德的思想已经蜕化的情况下，加尔文教派的理论成为西欧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动力之一。尼德兰（包括现今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的新兴资产阶级高举加尔文教的旗帜，发动了摆脱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封建统治的大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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