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36章

洛克进一步根据知识的确定性高低的不同，把知识分成三大等级：直觉知识、论证知识和感觉知识。所谓直觉知识就是，不必借助其他观念作媒介，就可直接感觉到两个观念是否相符合而产生的知识。如白非黑、圆形不是三角形，一看便知。直觉知识最明白、最确定无疑，是所有知识中确实性最高的，也是其他类型知识的基础。
确定性比直觉知识稍逊的是证明的知识。这是借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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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为中介来考察观念间符合与否而产生的知识。譬如，要获得“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一推论，我们必须通过“三角形三内角和与两直角和均等于１８０度”这个中介判断。由于证明知识须经如此曲折的过程，因而减弱了其清晰度，它虽则有可靠性，但不如直觉知识那样一目了然，确实性有所折扣。
确定性水平最低的是感觉的知识。它是关于外界特殊事物的知识，是感觉对当时感觉得到的事物的反映。人们无法知道自己感觉到的火是否确实可靠，但可以明瞭梦见的火与感觉到的火是相差甚远的。因此，感觉知识虽然缺乏普遍必然性，但仍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即或然性）。
《人类理解论》这部著作的基本宗旨在于，判明人类知识的范围与限度，即人的认识能力的大小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洛克得出一个较为悲观的结论：全部知识都奠基于从经验而来的观念，但许多观念并非对象性质的反映，而是一些主观感觉（例如对第二性质的感觉）
，即使是对第一性质的观念也只能接触事物的表面性质（如大小、形状、重要等）
，而不能深达其内在结构或本质；另一方面，人的经验范围也是有限的，遥远高渺的天体、微若粉尘的物质粒子，是经验无法达到的领域，即使有朝一日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眼界和视野日益扩大和深入，但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新领域是人所未知的。正是由于观念和经验天生的这种局限，给知识加上了种种限制，使人无法了解宇宙和事物的全部本质，而使人类永远都不能建立绝对完善的自然科学体系。
对于刚从宗教神学沉重的束缚下探出头来、为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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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发展而欢呼喝彩的人们来说，洛克的结论似乎来得太早了。这种悲观的论调无疑给雄心勃勃、自信知识无界的科学家，给盲目乐观、自以为是的唯理论者，兜头泼了一飘冷水，而且对鼓吹知识万能的经验主义创始人培根来说，洛克对认识的谨慎态度也是始料未及的一个结局。当然，尽管洛克有些消极，但这并不能否定他对人类认识能力和知识范围探讨的历史意义，他们这些研究触及了前人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在经验主义的原则下划定了认识的界限，仿佛捧出了一付醒酒药，使那些过分陶醉于知识的无限美好前景的人多少清醒了些，从而返过头来对认识本身进行更深入的反省。
洛克之后，贝克莱大主教夸大了洛克关于观念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学说，创立了英国经验论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分支；而休谟则发展了洛克不可知论的方面，变成了不可知论的经验主义者。到了１８世纪末，德国的康德更是接过洛克的端绪，对人类知识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彻底的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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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理性的故事
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当英国经验论的奠基者培根，在冰天雪地中为一个实验而劳碌奔波时；大陆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尔，却安坐在温暖如春的火炉旁凝神沉思。这个鲜明的对比，恰好勾勒出经验论和唯理论南辕北辙的理论特征和学术风格：前者把知识建筑在经验的大地上，因此，注重事实、推崇实验；后者以理性为基础构建认识的大厦，所以，肯定原则、强调推理。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目睹，培根如何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在实验场所鞠躬尽瘁；下面则让我们来看看，笛卡尔先生又是怎样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头脑里抽茧剥丝、并用之于建造形而上学体系的。
笛卡尔（Ｒｅｎｅ。
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５９６—１６５０）出生于法国外省一个贵族家庭。他体质嬴弱、敏感多疑，这种天生的气质给他的哲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在耶稣会学校所受到的教育，为他打下了当时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数学基础，并从古典学中了解了以往的主要学问。后来，他前往巴黎学习法律，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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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硕士学位，但并没有从事法律工作，而且他作出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当兵从军。理由很简单，因为充斥着学术文化界的都是些经院哲学的胡言乱语，只会误人子弟，要获得真知，只能到世界这本大书去寻找，而当兵则可以使他周游列国。
笛卡尔随军游历了荷兰和德国许多地方。
在服役期间，他的哲学思想渐趋成熟。
１６９１年冬一个严寒的日子，笛卡尔独自躲进一间小屋，面对火炉闲适安坐，炉火烤得人暖烘烘、懒洋洋的。他双眼漫不经心地瞟着火炉，飘忽跳跃的火苗慢慢地使他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的出神状态。这种凝神沉思的情景，对他已是家常便饭了。忽然间，一个观念异常清晰地跃上他的脑海：“我思故我在！”
他无比兴奋地紧紧抓住这一思想，一步步地推展下去，把以往零星分散的观念提纲挚领地串联起来，拧成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体系。于是，近代西方哲学终于在这个火炉旁悄悄地诞生了，而这位老是佩戴着一把长剑、爱睡懒觉和沉思冥想的笛卡尔先生，则因此被西方人尊奉为近代哲学之父。
为什么笛卡尔能享有如此殊荣？他到底创立了什么样的一门哲学学说呢？
“怀疑一切”
，这是文艺复兴时法国名作家蒙田（Ｍ。
Ｅ。
ｄｅ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１５３—１５９２）的杀手锏，他祭出这一绝招，用以否定神学和经院哲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往前追溯，可以在古希腊的智者中找到一批最早的怀疑论者，他们目空一切、怀疑一切。怀疑作为一种方法，是理性思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怀疑论者好走极端，错将方法当目的，由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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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否定人类的一切知识。蒙田虽则未入智者窠臼，但他却无力在被他的怀疑方法所扫清的地基上，重新栽种下新哲学的树苗。笛卡尔与培根一样志存高远，决心放倒经院哲学这株老朽的枯树，并在新地基上重新树立新哲学的理性基础。
他接过怀疑的方法，作为扫荡经院哲学和一切旧知识的铁扫帚。
怀疑一切，便成为他的哲学出发点，也是他的科学方法的第一步。小时候，笛卡尔埋头研读各类经典，谁知越学越糊涂，敏感多疑的他不由得疑窦丛生：神学是教人练习升天堂的学问，除了天使和上帝，谁有能耐去理解和把握？哲学呢？千百年找不出一件事不在争论之中，从来就不曾给人任何确定无疑的东西。至于其他一切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学科，其可靠性就更不必提了。他由此联想到，我们所有的知识，无一不是在我们还没有学会用理性去独立思考之前，由别人从外面灌输给我们的，而灌输者也是从别人或前辈那里接受他们的意见的。这样陈陈相因、代代相传，谬种便日渐累积凝固，从而构成我们熟视无睹的所谓知识体系。
也许正是那团陪伴着笛卡尔陷入沉思的炉火，意外地给了他以灵感：必须在经院哲学和旧知识大厦中放上一把滔天巨火，让怀疑的烈焰将它们统统烧成灰烬，以便腾出空地，让位给经过理性反思的新学问。
普遍的怀疑，是笛卡尔方法论中第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乃在于，在寻找确定可靠的知识以前，首先排除一切武断、偏见和迷信等错误的干扰，以便在清晰明白的心境中去鉴别真正的知识。这就引申出怀疑之后，确定知识可靠性的四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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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除了根本无法怀疑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以外，决不接受任何东西；（２）将所考察的任何问题，都按照解决问题的需要而分成最小的部分；（３）思想必须遵从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即便本身没有次序，亦应假定其有次序；（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