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战》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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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八办”发现日本人来到甘肃，立即着手应对。首先通报国民党政府，又与甘肃省府协调，派共产党员周仁山担任旗政府秘书。1938年，周仁山单人独骑来到额济纳旗，积极团结当地蒙汉军民，筹划抗日。日本人也积极活动，培植蒙奸、汉奸，还伺机暗杀周仁山。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略野心更加膨胀，经常派飞机到额济纳旗空投军事物资。额济纳旗的平静局面被打破，周仁山与驻酒泉国民党部队旅长商议，决心转入进攻。
额济纳旗的春节别具特色，既有蒙族的烤全羊，也有汉族的包饺子。蒙族王爷设宴邀请全体驻旗客人，日本人也乐呵呵地赴宴。酒醉心迷之际，宴会上响起枪声，日本人抵抗不及，全部被歼。
武汉“八办”大楼里机构最多，有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国民政府此时也在武汉，武汉八办其实就是驻京办。
不挂牌的中共长江局，领导着整个中国南方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李克农对外是八路军秘书长，对内又是长江局秘书长，又着手恢复与重建南方各省的地下组织。年把时间，南方十三省全部建立省委或省工委。1938年8月日军攻陷广州威胁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李克农率领武汉八办人员，冒着敌机轰炸，徒步前往长沙八办。
历尽艰难，武汉八办的人们到达长沙八办。刚刚睡了一个安稳觉，国民党长沙驻军又惊慌失措地搞“焦土抗战”，自己放火点燃长沙城。满城大火，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指挥长沙八办人员抢出重要物资，冲出长沙。
兵分两路，周恩来带队去重庆，李克农带队去桂林。于是，又有了重庆八办，桂林八办。
国民党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坚决抗日，与共产党关系良好。李克农在桂林八办巧妙地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一方面联络国民党爱国人士，一方面继续秘密重建南方地下党组织。
经历国共合作与国共分裂的共产党，此时已不再幼稚，虽然有了合法身份，仍将国统区的组织置于秘密状态之中。李克农在桂林建立的电台，成为中共在南方的中心电台，也设公开和秘密两套，联络对象：延安中共中央、重庆南方局、八路军前敌指挥部、新四军军部、广东韶关八路军通讯处、贵阳八路军通讯处、海南岛琼崖纵队、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西省工委、湖南省委、江西省委、香港、东南亚、南洋地下党组织。李克农还选调可靠交通员，秘密传送党的重要文件，建立交通线路：桂林——梧州——台山——澳门——香港，香港——汕头——潮安——丰顺——兴宁——韶关——衡阳——桂林，桂林——镇南关——河内——海防——香港，各条线路都通过桂林中转。
李克农在桂林广泛联系爱国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开展抗日救国的文化活动。一些特别秘密的共产党员，则由李克农单线联系，不与当地党的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胡愈之、范长江，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教务长张云乔，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侯甸，三青团广西支团部周可传，第四战区司令部左洪涛，文化界陈翰笙、姜君辰、孟超等著名人士，都长期以非共身份活动，有的人直到建国还没有公开。
第五章　深入虎穴令国民党特务头疼的“八办”（3）
利用合法身份从事情报活动，中共的情报工作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转变。这可弄得专职反共的国民党特务十分头疼，共产党员穿着同样的军装活动，国民党特务总不能随意抓捕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吧？如何应付新的斗争方式，国民党特务一时还拿不出办法！
194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同时强令封闭桂林八办。皖南的屠杀，随时可能在桂林重现。李克农按照中央部署坚持工作，同时准备转移。派申光将桂林中心电台转到香港，继续保持中共中央与南方组织的无线电联络。周密安置进步文化人，通知可能受迫害的人先行转移。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鉴于全国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可能，应迅速撤销，保存重要干部。李克农率领桂林八办十几个留守人员，乘坐一辆大卡车一辆小汽车转往重庆。国民党中央下令阻拦扣留八办车辆人员，沿途关卡险象环生。机智过人的李克农一会儿拿出李济深放行手令，一会儿穿上少将军装恐吓，最后又捎脚一个国民党上校特务，终于安全抵达重庆八办。
1941年3月，李克农奉命率领桂林八办部分人员，从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设宴款待李克农全家，朱德作陪。毛泽东亲切地说：“我们以为你回不来了！”
当月，毛泽东点名李克农任中社部副部长。9月创立中央情报部，李克农又任中情部副部长。
情报工作本是李克农的老本行。这次李克农带回延安的，不仅有桂林八办的人员和物资，还有南方十三省的地下组织，还有绝对机密的情报关系。①“八办”为中共的公开对外工作创立经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成立军调处，李克农又是其中干将。
第五章　深入虎穴边保出击按照中央情报部的部署，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也展开进攻性情报工作。
红军时期的保卫局系统只管保卫不搞情报，抗战时期的保安处是保卫和情报两手都做。1936年、1937年的时候，边保刚刚尝试情报工作，还特别强调成份，只信任工农小资产阶级，连商人都不用。派出一两个自己人化装成商人到白区走一趟，始终收获不大。1938年以后开始建立据点，刘子义在绥德利用抗敌后援会活动，叶运高在洛川以抗大的名义掩护工作，还派出两三个情工人员，在农民中发展了几个关系。1939年，又增设赵去非负责的富县据点，李启明负责的绥德据点。边保的情报工作尽管已经从无到有，但还是不敢放手用人，而且处处顾虑，生怕影响同国民党的合作。
1940年底，根据中社部《关于开展敌后情报工作的指示》，边保召开第一次外勤工作会议，提出“大胆放手，积极开辟”的方针，决定在各地区都建立外勤据点。作为边区的情报、保卫机关，保安处的外勤工作具有区域性特点，主要围绕边区边境，对当面之敌展开工作。
延安东北的绥德、米脂据点，针对榆林方向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南部的富县、甘泉据点，针对洛川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延安西南的定边、陇东据点，针对西峰的中统区室和军统站。边保各据点的情报干部增至40多人，三边派了葛申，陇东派了陈石奇，关中派了曲及先，边保布鲁带人巡回指导。
各专区的保安分处和县保安科也有情报力量。各情报据点，都注意向敌特机关内部伸展力量，建立内线。
关中地区，边区伸向国统区的突出部，胡宗南担心的“囊形地带”，这里的情报工作格外重要。关中分区的外勤机关对外称专员公署秘书处，曲及先任秘书主任。秦平任外勤组副组长，对外是贸易公司的经理。曲及先亲自掌握西边的几个内线，张仲平住在柳林管东线，陈鉴以赤水县统战部长的名义管淳化一带的派遣工作，杨宗耀以新正县参议会副议长的名义对外。关中地区的人们，不少是家住共产党的边区，职业工作在国统区，这就有利于外勤组发展力量。关中外勤组积极工作，很快就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建立一批内线。在耀县发展高小校长何振东、胡家弟兄、孟家弟兄，成保长等人；在富平利用哥老会争取非法武装方老五。淳化县的地下党员王万裕利用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秘密建立情报组。旬邑县的地下党员李树桢家在边区，利用小学校长身份，建立情报组。最为突出的是派杨宗耀的侄子杨宏超打入中统，任专职调查员。这个杨宏超后来被怀疑为双重间谍，成为延安“抢救运动”的典型案件，轰动边区。
杨宏超在边区的边界地带小椅子村当小学教员。小椅子村外一华里就是国统区，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不知怎么应对，就寄给叔叔杨宗耀。杨宗耀是关中地区的老党员，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