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30章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下令在骊山大兴土木，增辟温汤为池，修造亭台楼阁和曲径幽林，筑罗城，置百司。王公贵族们也纷纷效仿，在骊山周围买地建宅，骊山行宫实际上成了又一个政治中心，甚至连一些重大的朝贺也在这里举行。大唐奢侈之风越来越盛。而当年玄宗初即位时，深恶痛绝的正是这股奢靡之风。
玄宗日益耽于声色，荒废国事，致使盛唐政治迅速滑坡。客观上来讲，杨玉环的专宠与追求奢华的享乐，加快了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的进程。这是后世史家、文学家常把杨玉环作为安史之乱罪魁之一的原因所在。
由于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婚姻生活有其特殊性，这是由封建政治结构所决定的。中国有句俗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建宗法制度在家族方面历来有推恩的惯例。一旦某个嫔妃得宠，其家族成员极易借裙带关系享有皇帝赋予的各种特权，轻而易举地进入核心权力圈，从而形成庞大的外戚势力，轻则干涉朝政，重则危害整个国家。外戚专政的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西汉时的霍光专权，势力之大，连当时的宣帝（皇后为霍光之女）都感觉到“芒刺在背”。尽管有不少惨痛教训，历代君王却极少能制止它的滋生蔓延，以致外戚与宦官一并成为中国封建政治体系的两大毒瘤。
外戚势力的滋生，也毫不例外地发生在唐玄宗身上。杨贵妃的兄弟姊妹借助皇帝的恩荫，在政治上、经济上日渐强盛起来。其亡父杨玄琰被追赠为太尉、齐国公；亡母李氏为凉国夫人；叔父玄珪为光禄卿银青光禄大夫；兄长杨銛为殿中少监；堂兄杨锜则与玄宗女太华公主成婚，为驸马都尉。杨氏一门自此贵盛，荣宠一时无二。连杨玉环的三个姐姐亦获夫人封号，大姐为韩国夫人，二姐为虢国夫人，三姐则为秦国夫人。玄宗亲切称呼她们为“姨”，表示亲近之意。三位夫人还每月享受国家的俸禄，钱10万，名义上是给她们买脂粉的花销。虢国夫人经常不擦粉就去朝见皇帝，表明自己是天生丽质。杜甫为此作诗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娥眉朝至尊。”后来玄宗又赐给虢国夫人夜明珠、秦国夫人七叶冠、杨国忠锁子帐，这些都是绝代珍品。每当玄宗得到四方进贡的珍玩玉器，都忘不了给三国夫人和杨氏兄弟各一份，“五家如一”。在京师长安城中，杨氏五兄妹的宅第连成一片，装潢的豪华精美，堪与皇宫相配。杨氏五家竞相攀比排场，每造一屋动辄花费千万，一旦有谁家的殿堂卓然超群，其他几家便都拆旧建新，致使“土木之工”不分昼夜。
五家之中，尤以虢国夫人最得圣宠，势力也最大，格外霸道。有一次，她相中了大臣韦嗣的宅基，便带领工徒闯入韦家，问道：“听说你们家的房子要卖，准备卖多少钱？”韦家人回答并无卖房之意。虢国夫人不管卖与不卖，立即命令工匠动手拆屋，改建新房，仅拨给韦家10亩空地补偿。中堂建好后，她又刻意克扣工钱，命人捉来蝼蚁、蜥蜴放在屋中，声言若走失一只，则不给工钱。
为了炫耀权势，杨家兄妹每次上朝，都要争先恐后地抢在百官之前。玄宗与杨玉环冬幸华清宫，杨氏兄妹五人同行，路上每家编为一队，着一色服装，车马人员皆盛装打扮，远远望去，如“百花之焕发”。杨玉环姐妹的珠翠首饰钿簪等物五彩缤纷，坠落途中无数。事见《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传》。
杨氏家族还倚仗皇权欺压官民，就连公主也不放在眼里。天宝十年（751年）正月元宵灯节，京城中人流如织，分外热闹。五杨在家奴簇拥下出门观灯，一路上横冲直撞，百姓为之侧目。恰逢广平公主（玄宗女）同驸马一行也出来赏灯，双方因为争抢道路互不相让。杨氏家奴竟倚仗主子施威，挥鞭乱抽，将公主惊落马下。驸马程昌裔向前携扶公主，也被抽打数鞭。广平公主遭此污辱，去向父亲玄宗涕泣告状。玄宗先下令杖杀杨氏家奴，后又罢免程昌裔的官职，表面是将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其实明显是偏向杨氏。杨门气焰之盛，可见一斑。
当时长安城中有歌谣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做门楣。”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则写道：“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杨姓一家位势显赫，权倾天下。杨家有嘱托请求，台省府县等各级官府，就都像奉了圣旨一样去照办。四面八方的珍品奇货、童仆驼马，每天都如流水般运送到杨家。
不过，杨氏五兄妹虽然飞黄腾达，势焰熏天，但对唐朝廷的政治直接影响还不算太大。玄宗对他们的恩宠，多半限于声色犬马，宫宴欢娱。对朝政起重大影响并直接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人，实际上只是杨玉环的一个远房兄弟杨国忠。天宝十一年（752年），不学无术的杨国忠取代李林甫当了宰相，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其中当然包含着玄宗取悦杨贵妃的意思。
杨国忠本来只是罪恶的一个无赖赌棍，由于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得以平步青云，执掌国政后，大搞贪污腐败，只短短数年，就使唐朝朝政陷入巨大的混乱，朝廷失去民心，威信一落千丈，朝中大臣离心离德。尤其是在对待安禄山的问题上，杨国忠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推波助澜，终使矛盾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可以说，杨国忠一手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佚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七·唐纪三十三》）司马光认为，安禄山感激玄宗恩德，本来是要等玄宗死了以后再动手，然而由于杨国忠兴风作浪，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加快了天宝之乱的爆发。
而这一切，归根溯源则要追到杨玉环身上。后代史家指出：“天宝之季，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陆贽传》）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杨玉环并没有直接参政。但对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个人是无法脱离群体的，也无法脱离阶级与社会。杨玉环作为玄宗朝后宫中的妃子，必然要对她周围的群体以及她所代表的阶级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玄宗后期的政局完全是由于杨玉环的专宠所造成。杨玉环对于大唐政治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她占据了玄宗的全部精力；其二就是导致了外戚乱政。杨玉环的内宠，杨国忠的外宠，都要求双方最大限度地互相利用，彼此依靠。然而，杨国忠却是个大大的庸才，他利用杨玉环这一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后，非但没有着力治理天宝时期“天下之乱”的政治弊端，相反却蠹政害民，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促成了天宝之乱。
当然，这之中有杨玉环个人的责任是偶然性的，更多的却是皇帝专政和外戚制度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交织的错杂性，充分体现在杨玉环个人与大唐朝政的关系上。
对于玄宗本人而言，他自然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奢欲和怠政逐渐将玄宗推向了绝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纵观他的一生，玄宗可说被是这句名言的最好注脚。自古以来，帝王之家难得有真情，所以古代帝王常常自称“寡人”，也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意味着帝王必然要在孤独寂寞中走过一生。当一代帝王要刻意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并甘愿为之舍弃一切时，山河必将为此动摇。
美丽并不是罪过，但美丽却往往是一个起因。正是因为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使国家大权旁落，渔阳鼙鼓动地来。大唐帝国从此急转直下，盛衰易势，迅速地走向没落。可以说，杨玉环的温柔乡直接导致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剧变。这场剧变，成为唐朝由极盛走向极衰的转折点，从而也成为唐帝国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就开始了长期的向衰。之后虽然有短暂的武功强盛或疆土扩大，但与盛唐却是不可比拟的。而玄宗对杨贵妃的招致不幸和灾祸的感情则成为中国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悲剧主题，无数诗词、小说和戏剧争相演绎。
第四章　隐蔽的危机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